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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去年12月央行及银监会整顿现金贷业务之后发生的变化，要求平台计算借款综合成本时应包括利率及收取的所有其他形式费用，并应遵守法律及法规规定的利率限制。凡普金科则认为，平台上借款年化综合资金成本符合现有法规，并称目前并无计算年化综合资金成本的明确界定方法，不同的行业参与者计算方法不同，倘监管机构计算年化资金成本方法有别于公司使用的，或会将平台上的年化综合成本视为违反法规。此外，综合成本超过36%的部分可能会被借款人索偿，对于综合成本超过24%的部分客户可以有权拒绝而司法不支持提出的任何索偿。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兼北京股权投资发展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及锋则表示，作为母基金，募集资金不像投资基金那么密集。一般投资基金投资期3~5年都比较长，每两三年就要募集一次资金，募资周期很短、很频繁，所以它更重视投资者关系、募集渠道。但对母基金来说，投资期一般很长，五六年甚至七八年，基金存续期也在10年以上，这个时候它的投资者关系是更长期的概念。

安徽省支持金融机构通过纳税信用与补充抵押、担保增信相结合，开展“纳税信用+”信贷业务，将B级以上（含B级）民营企业纳税人列入支持对象，对资质条件好的民营企业，放开“税融通”额度5倍上限限制，力争每年“税融通”累计投放额超过百亿元。据悉，安徽省将发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作用，扩大征信系统信息覆盖面，同时鼓励发展市场化征信公司，解决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助力金融机构高效识别优质小微企业，从而扩大民营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

事实上，自疫情暴发以来，央行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金融“战疫”支持实体的30条措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市场流动性，并要求银行不得对受疫情影响大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盲目抽贷、断贷。不过上述政策如何在各地、各级有效落实，也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流程提出挑战。

有统计表明，疫情影响下，规模在2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与20-99人的小型企业在招聘数占比和投递数占比上，都较去年同期有所收缩。但环比看来，招聘职位数分别较疫情初期有所上升，反弹势头较强。对中小微企业来说，降本增效是疫情期间招聘的主要考量。第三方平台推出的视频面试、云选才等服务，虽然节省中小企业的招聘展位费、差旅费等，但中小微企业的相对抗风险能力仍然让求职者心存顾虑。

原告主张其风险承受能力低，且一再告知被告其要求购买保本、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但被告没有正确评估及适当推介，更没有尽到对该四款产品的风险提示义务和产品说明义务，造成原告出现巨额损失，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观点：投资者称某行张槎支行未给其做过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实际情况是某行张槎支行提供的网银上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记录证明某行先后给投资者做过5次投资风险评估，其中2015年2月27日的综合评估等级为进取型。